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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海洋事业发展历程 研究探讨兴海强国策略
“辛亥百年 兴海强国”学术交流会专家发言观点集萃
来源:中国海洋报      更新时间: 2011-06-10      

  孙中山的海权思想是近代中国海权最先进的主张

  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军事理论研究室主任  时平

  孙中山先生是辛亥革命的倡导者,也是主张用近代西方文明改造落伍的中国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在他探索中国建国方略的时候,提出了海权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命题——振兴海权、保卫海疆、兴海强国、建设近代化国家。

  孙中山提出海权的时代是中国处于落后的、殖民化加深的时代。其海权思想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形成,但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他的主张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孙中山从进化论角度阐释了海权主张,不仅注意到海洋连接世界市场的重要价值,而且认为可以通过兴海权来帮助中国走向近代化;第二,孙中山在海权主张中强调制海权问题,他关于制海权力量建设的思想包括海上优胜论思想、海军建设应列为国防之首要思想和控制海洋战略要地思想;第三,孙中山提出以港口为策源地的中国实业发展规划,制定了中国港口发展战略,强调了要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的航运业和造船业。

  孙中山的海权思想是近代中国海权最先进的主张,他把兴海权作为拯救中国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建设近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他的海权思想突破了传统的中体西用、以海防为核心的观念,更多地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整体利益思考近代化海权问题。

 

  海外华族的经贸活动与原乡发展紧密相连

  台湾东海大学荣誉教授  古鸿廷

  19世纪中叶后,西方因开发殖民地而大量引进华工,华族移民逐渐遍布世界各地,尤其在东南亚地区。早期移民海外的华人主要是改善经济生活条件,所以大半从事工商业活动。
  传统中国的执政者对沿海人民海外活动不但不支持,反而加予压制,所以移居海外的华人既无本国政府作后盾,亦无当地政府为扶掖,只得和衷共济,自立更生,于是便有会馆、宗亲会和同业公会的设立,以收互助合作之效。

  移居东南亚地区的华族在自力更生与相互支持下,逐渐在各移入地成功地创立与发展,他们在移入地的社会及经贸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移居东南亚地区的华族并不忘怀原乡,他们除寄回侨汇给家乡亲友外,也热心家乡的造桥、修路及设立学校等各项建设,同时也常将科学新知带回原乡,并在原乡以侨资从事工商业活动。
  在华族社会的传统观念里,血缘、地缘、业缘一直是中国人际网络中的要点,只要任一处“同”,彼此在情感上就会比较接近。这些来自原乡的关怀与鼓励自然会加增海外华族移民产生异乡游子的思乡情怀。

  来自原乡的呼唤导引着海外华族,尤其移居东南亚的华族自清末以来,逐渐扩展其经贸活动由居留地转回原乡成为侨资工商业。而台湾海峡两岸华族经济的起飞,在海内外华族互利力量支持下,促进了台湾海峡两岸华族在东南亚地区的各项经贸活动的发展,使得海外华族的经济力量及经贸活动与原乡的发展紧密相连。

 

  东盟国家的海洋战略值得借鉴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曹云华

  在东盟10国中,除了老挝之外,其余9国都是海洋国家。如何利用海洋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如何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如何处理各国之间的海洋纠纷和矛盾、如何加强海洋合作都是东盟国家共同面对的新课题。

  在陆上资源日益枯竭的今天,海洋资源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如何加快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被提到东盟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东南亚地处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又沟通着太平洋和印度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近代以来更发展成为世界海空运输的一个枢纽之地。东南亚的渔业发展潜力也很大,除老挝外,东南亚各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为鱼类的生长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

  东盟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海洋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有所不同。东盟各国内部也存在许多海洋纠纷,包括领海的冲突、大陆架划界以及专属经济区的划分等。

  作为一个地区组织,东盟在开展区域海洋合作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些进展。东盟能否在解决各国海洋纠纷和开展海洋合作方面取得更多的成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盟领导人的决心和行动。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来观察东盟国家之间的海洋合作,分别是东盟架构内的多边合作、东盟成员国内部的双边合作、以及东盟成员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合作。东盟国家的海洋战略,解决海洋纠纷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开展海洋合作的实践,值得我们借鉴。

 

  海外华人华侨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主动力之一

  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庄国土

  华侨是辛亥革命的原动力之一,辛亥革命的胜利更推动海外华社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近百年来,华人华侨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海外华人是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启蒙者和实践者。

  17世纪初,海外华侨华人只有十余万人,并且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和日本。19世纪中叶,则增长约150万人,绝大部分在东南亚。20世纪初,人口数量达到500万人。迄今,全球华侨华人已从辛亥革命时期的500万人增至4500万人。

  如今,华侨华人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外资源,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主动力之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事业发展一直建立在充分利用华侨华人资源上。海外同胞提供中国大陆现代化建设最急需的资金、现代化企业和国际营销网络。华人华侨与大陆的合作不但推动了社会经济硬实力飞速发展,而且对本土软实力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最缺乏的是资金。1980年~2008年,中国已累计批准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约63.6万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达8990亿美元,这其中海外华资占近70%。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资企业和专门人才是中国企业国际化和管理水平提升的主要动力之一,现在欧美国际投资公司的亚太总部、中国总部、在华外资企业的主管多是华人。

 

  海洋观的形成受历史与文化的影响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葛剑雄

  西方的海洋观产生于以地中海及其周边为范围的历史和地理研究成果,但与地中海类似的海洋环境是一特例,并无普遍意义。一个封闭的内海周围交替出现辉煌的文明,又以海洋为传播影响的主要途径,在世界上从未再现,海洋在其他地区并未发生过同样的作用。因而西方的海洋观并不适用于东方,如盲目加以运用不仅无法正确解释历史、文明与海洋的关系,还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中国沿海与地中海沿岸相比较,二者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以福建和希腊为例,包括多山,陆上交通不便;河流短促,内河运输条件不良;耕地面积有限,初级资源不足;希腊内向发展余地不大,福建与内地有山岭阻隔,存在民族与文化差异;岸线长,天然港湾、岛屿多,航海条件优越。但二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希腊面临地中海,而福建面临太平洋。

  我国海洋的发展一直受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海洋本身并不产生人类文明,只是为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传播媒介。沿海、临海并不等于海洋文化或海洋文化发达。如今,海洋的功能已经发生了转变,以前海洋承担了许多人员往来、贸易、文化传播的作用,但今天其作用已经有了发展。尽管它已不是传播文化的主要手段,更多地承担了物资运输、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旅游休闲、战略控制等,但确立正确的海洋观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海外华人为中国海洋事业发展贡献所长

  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黄贤强

  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中叶强迫打开中国的大门,造成中国社会经济巨大的破坏,也造成大量的闽、粤地区的人民出洋谋生。在众多移民海外、白手起家、最后得以飞黄腾达、大富大贵者中张弼士最引人注目。著名南洋华商张弼士年少时先后到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和棉兰以及英属槟榔屿等地谋生创业。经过多年努力,他在种植、航运等行业取得成功。尤其在航运业方面,张弼士和张煜南、张耀轩兄弟集资创办裕昌远洋航运公司和广福远洋轮船公司,成为航行苏门答腊及中国南部海面的远洋航运的首家华资航运公司,对中国海洋发展具有时代性的意义。

  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得到了南洋革命志士的支持。过去学术界强调两个阶级的华侨对辛亥革命和近代中国做出重大的贡献。一是商人阶级,他们领导革命团体,筹措革命经费;二是下层工人阶级的爱国志士,他们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其实,还有第三类海外华人——南洋知识分子。像回到中国贡献所学的南洋知识分子伍连德,他从1930年开始便担任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对从西方列强手中收回中国的海港检疫自主权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辛亥革命以来,不只是从中国南来的政治人物如康有为和孙中山等人启蒙了南洋华人社会,南洋知识分子如伍连德等人也对中国社会以及海洋事业贡献他们的所长,这是中国海洋史上值得注意的发展,即中国与海外世界的双向交通、相互影响。

 

  中国海权发展不能一蹴而就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启雄

  国家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区域加区域的共同体结合史。有了同甘共苦、共存共荣的共同体认同感的国家是不会分裂的,历代中国的发展不但如此,而且逐步扩大。

  中国的天下观其实就是共同体的概念。倡导共同体就必须以近代帝国主义为鉴,抛弃霸道,建立王道,并将王道建构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的伦理,再运用伦理规范国际秩序。

  中国历朝历代的宗藩关系建构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帝国封贡体制,它是以四夷环绕中国的环中国共同体。今日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封贡体制已消失殆尽,因此宗藩关系也不复存在。反之,西方的国际法已成为今日国际关系的主流价值。因此,我们暂时没有祖先留下的遗产可资利用。但通过观念的转换,运用宗藩体制所创建的中华世界帝国概念则可创造共同体概念,继而可再生产为航线共同体概念,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概念。

  中国的海权发展并非一蹴可就,它仍需分阶段稳步前进,逐步实施。第一步建立强大的舰队;第二步,先建立东亚航线海权,再建立太平洋海权;第三步,建立印度洋航线海权;第四步,延伸海权成为大西洋航线海权;第五步,昭示中国海权乃王道之干城,而非霸道之鹰犬。最后,则是为世界建构全球共同体。

 

  回首百年  海洋兴国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  陆儒德

  从公元前3世纪至15世纪中叶,中国航海始终雄居世界前列。南宋时期,海外通商60余国家,直达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沿岸。宋元时期的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呈现千帆竞发、万舶来朝的盛况。郑和航海开启了“世界大航海”。中国航海优势奠定了创建海洋国家的基础。

  中国地缘海陆兼备,国家兴衰取决于海洋。中国几代革命家、思想家、海军将领一直打起“兴海权、振中华”的旗帜,把海洋兴国冀望于海军。但在帝国列强控制下,中国长期内战,海洋事业衰败,导致中国长期处于“舰毁海防摧,国破山河碎”的境地。

  辛亥革命的爆发,孙中山领导革命者们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孙中山寄托“兴海权、振中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确立了海军战略地位,制定了海军建设方针,建设了海上威慑力量,构建了海洋战略思想。

  海军的生存与发展决定于国家资源和意志,体现在国家的海洋战略对海军的需求和在海洋斗争中使用海军的决心。因此,中国海军走向大洋是地理环境、历史教训、海洋经济发展、履行国际义务、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当代中国开始走向海洋,重视发展海洋经济,航运、港口、造船、海洋工程等已跃居世界前列。中国走上海洋兴国之路,由海洋大国迈向海洋强国的梦想必将成为现实。

 

  要科学发展海洋高等教育

  大连海洋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董亲学

记者黄冉 赵建东 实习记者高悦 摄 

  综观辛亥百年来的中国海洋发展史,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海洋事关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成为海洋强国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领域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技的竞争。海洋科技已进入世界科技竞争的前沿,并成为国家间综合实力较量的焦点之一。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但不是一个海洋强国,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科技创新能力较弱。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发展海洋事业、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时期。要实现海洋事业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人才和高水平科技的支撑。只有大力发展海洋高等教育,尽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海洋人才队伍,才能不断提升海洋综合管理和海洋科技创新水平。

  从战略上,国家要高度重视海洋高等教育发展。建设海洋强国,不仅要注重海洋经济、海洋军事、海洋法规建设,同样要重视海洋人才的培养。加大对海洋高等教育的投入,不断改善其办学条件,增强海洋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从规划上,国家要推进海洋高等教育整体均衡发展。建设海洋强国,需要对全国海洋高等教育进行全面规划,整合资源,重点建设优势特色明显的海洋大学。

  从政策上,国家要加大对海洋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建设海洋强国,提高我国的海洋竞争力,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海洋科学及相关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大对海洋类科研项目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优先培养海洋领域急需的科技人才,快速提升海洋科技创新水平。

  记者王君策 实习记者高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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