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淙:我与南极终生有约

 

来源:中国海洋报  发布时间:2015-06-15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1982年,大学毕业的北京小伙许淙被分配到国家海洋局海洋水文气象预报总台的远洋预报室工作。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33年后的今天,他还在这里,甚至连处室都未曾换过。只是,时光荏苒,国家海洋局海洋水文气象预报总台改名为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远洋预报室也几经更名,成为现在的极地环境研究预报室;中国极地事业更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而他,从一个对南极毫无概念的毛头小伙儿,已经成为年近花甲之年的“南极通”。

 

 

2012年,56岁的许淙(右一)与同事正在中山站室外进行观测活动

 

  对许淙而言,南北极就像是他深交多年的好友,7次南极科考、4次南极越冬,他自己也算不清到底在南极度过了多少个日夜。每次越冬,恶劣的环境和漫长的孤独都折磨得他“再也不想越冬”,可是几年不去,他又开始想念。

 

  还有2年就要退休了,他或许再也不能漂洋过海去看望“老友”,昔日那些在南极越冬的苦日子,如今已成为他回忆里的一抹甜。

 

    从此,与南极结缘

 

  1984年11月19日,由591人组成的中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从上海乘坐远洋考察船“向阳红10”号,开始了开创中国历史的远航,许淙就是其中一员。

 

  到南极建站关乎国家荣辱和尊严,能参加首次南极科考,许淙心里的使命感“爆棚”。为了“百战不殆”,作为随船航线预报员的他必须“知己知彼”。出发前,许淙和其他几名随船预报员找到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卞林根,向这位曾经到过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南极考察基地进行南极气象科学考察的前辈了解南极的天气情况和海冰情况。

 

  首次南极考察,经验缺乏,条件艰苦。“向阳红10”号船只是普通的科考船,航行到赤道时,船上淡水供应开始告急;穿越西风带,更是把第一次远洋的许淙折磨得连晕带吐。可1个多月后,当大家抵达乔治王岛时,使命感再一次在许淙的心里战胜了所有恐惧。看到五星红旗在南极长城站上空迎风招展时,他热血沸腾,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时隔7年,1991年许淙又一次参加南极科考,这一次他认识了“新朋友”:南极中山站。

 

  前两次去南极都是负责随船航线预报,许淙回来后就在想,得去越冬,好好了解南极这位朋友的“脾气”。

 

  1995年年底,许淙第3次来到南极,第一次成为南极长城站越冬队员。为长城站建宿舍楼是中国第12次南极考察队的主要任务,除了本职工作,许淙大多数时间是给长城站刷油漆。

 

  1996年3月,同去的队友要离开长城站。而许淙做为越冬队员要继续待在长城站。

 

  “平安越冬!”队员和他双手握了又握,搜肠刮肚什么也说不出,似乎再没有语言可以安慰留下来的人。

 

  “就剩下咱哥儿几个作伴啦!”有人说了一声,大家意识到,越冬生活已经开始。

 

  狂风极夜、酷寒干燥、食物单一,恶劣的环境没有泯灭许淙第一次越冬的激情,至今他记忆留存的都是美好场景。长城站周边有智利站和苏联站,艰苦的条件使大家患难见真情,关系和睦,许淙和队友们经常去“串门”。时间一长,他们都成了朋友,甚至每周去智利站打一次排球,去苏联站洗一次桑拿。“在人烟稀少的南极,有朋友,日子才能不那么难熬。”许淙从第一次南极越冬中总结出了体会。

 

    在枯燥孤独中思念

 

  见识了长城站“冷酷”又“热情”的脾气,许淙打算再会一会中山站。他报名参加中国第19次南极中山站越冬。然而,一场意外让他和中山站的“约会”提前了。

 

  魏禧是中国第18次南极中山站越冬的队员,也是许淙的同事。2002年10月份,正在南极越冬的魏禧突然患了脑溢血,需要回国治疗,但是他的工作必须有人接替。许淙得知此事,二话没说便答应提前去南极越冬。

 

  在严酷的南极之冬,队员们忍受着寂寞与孤独的煎熬。焦虑和孤独就像一场场暴风雪,时不时会在队员们的心中冒出来。

 

  和长城站不同,中山站位于南极圈内,冬季风雪的狂暴是许淙没有想到的。在这里执行越冬任务,不仅是对生理极限的挑战,也是一场残酷的心理考验。极夜时,骤起的风雪瞬间就让天地间一片混沌,人们被严寒和黑暗逼迫到有限空间。但是队里的科考项目要照常进行,人憋在房间不出来不可能。

 

  越冬的心理压力还来自和亲人长久的别离。在南极的冬季,即便是听听妻儿的声音,对许淙来说也是奢望。海事卫星电话大概每分钟30元人民币,太贵。短波电话每分钟4元钱,但需要通过上海岸台呼叫,和老婆说两句悄悄话儿,全世界和你电台同频的人都能听到。即便如此,极夜期间电话也很难打出去。

 

  2003年,万里之外的祖国被一场“非典”笼罩。报房的收讯机平时可以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通讯员每天都录下来,吃饭时拿到餐厅播放。十几个人围着一个小小的收音机竖着耳朵听,哪还有心思吃饭,对家人的担心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苦苦的思念到底有多痛苦,没经历过的人体会不到。”好不容易跟女儿通个话,女儿说想爸爸,问许淙什么时候能回家,这个北京老爷们儿怎么也忍不住泪水。

 

    在极寒狂风中坚守

 

  在许淙看来,中山站的脾气不仅“无情”更加“暴躁”,尤其是极夜期间。

 

  在长达近3个月的极夜里,这片白色的冰雪世界暗无天日,白天只有一两小时能见到些许微光,转眼又黑透了。极度寒冷冰封了一切,更为恐怖的是,世界上最为猛烈的暴风雪常年在这片白色的荒漠上猖狂肆虐。

 

  然而,预报观测工作是定点、定时、不能间断的。许淙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极夜大风天。

 

  早上5点,极夜昏黑,狂风怒号。许淙需要到200米外的观测场定时观测数据。为了安全起见,另外两名队员决定和他一起去。3个人戴好风镜,穿上防护服,一人拿了一根竹竿做拐杖,又找了根绳子绑在腰上,3个人“串成一串”。刚出门,他们就被大风猛推了一把,人歪向一边,雪片冰粒打在风镜上沙沙响。脚下,酷寒和狂风使积雪形成凹凸不平的雪坝,3人拄着竹竿,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前行。到了观测场,两个人用身体挡住百叶箱,许淙才勉强看得清数据。

 

  200米的距离,一个来回,那么低的温度,每个人竟都一身大汗。不知道是因为风吹还是紧张,回来后许淙就口干难耐,咕咚咕咚喝了3大瓶水。

 

  即便如此“暴躁”,许淙也没有因为南极的“坏脾气”厌恶“老朋友”。除了对家人的亏欠让他自责,许淙还是一如既往地和老友“约会”。

 

  2009年,许淙又来到了南极长城站越冬,这一年,他53岁。想起第一次来到南极建长城站,许淙不禁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

 

  南极的风雪染白了许淙的双鬓,也见证了长城站的不断变化。经过多次扩建,现在的长城站、中山站不仅生活设施齐全,可以开展全球范围内的文字、图片传输和电话业务,甚至两站之间都实现了科考数据的实时传输。这让许淙尤为感叹:“真是今非昔比,越冬队员随时可以上网打电话,与家人朋友视频通话,一解思念之情。给祖国极地事业点个赞。”

 

  “年纪越大就越怀旧,一有队员从南极回来,我都要问问那儿的情况,几年不去,我就想去看看。”2012年,56岁的他再次来到长城站越冬。青春不再,年近花甲的他还和曾经那个第一次去南极的毛头小伙儿一样,对南极充满感情,“如果组织有需要,我还可以去。”